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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2025年6月25日，蔡澜在香港养和医院离世，享年83岁。
这条消息通过他官方微博发布，强调“遵从其意愿，不设任何仪式，遗体已火化”，但他的去世却没有“风雅收场”的平静，近日，社交媒体上关于如何评价蔡澜出现了许多争议。
一边的言论是赞赏其活在当下的松弛哲学，不少媒体提及他曾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也是四人中最后离场的一位，象征着一个文化时代的终结。
另一边， “老登终于落幕”“配不上四大才子之名”等说法也同时出现，有人认为蔡澜和另外三人相比，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四大才子”名不副实，也有人指出其风月趣味背后，实则隐藏着对女性的物化态度。
过去大多数文化名人逝世，公众的反应往往是缅怀，蔡澜的离开却发展为充满争议的再评价。反差背后或许正说明我们对“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正发生变化。围绕蔡澜的争议中，真正重要的未必是他本人究竟如何，而是我们怎样面对旧日标准，以及，它们为何正在失效？
从电影到电视：一个多面文人的建构
蔡澜的影响力横跨文字、电视、美食与电影等多个领域。在这些轨道里，“懂玩”“潇洒”“会生活”的人设贯穿始终，构成了那个时代风流才子的标准模板。从写专栏到主持节目，监制电影到点评美食，他集享乐与自由于一身。
蔡澜的电影生涯始于1963年加入邵氏影业，在公司，他担任场记、编剧与制片人，后来还参与了成龙主演的《快餐车》《龙兄虎弟》等许多商业动作片的制作。后期他则深度涉足三级片产业，1990年，由他监制的《聊斋艳谭》以1128万港元创下了香港三级片票房纪录，后续则出品了《灯草和尚》《女机械人》等电影。
在他去世之后，争议最多的也是他与三级片有关的历史，尤其是有文章指责蔡澜在出品《灯草和尚》时，曾胁迫当时年仅17岁的陈宝莲拍摄，甚至有人认为蔡澜对陈宝莲的死亡负有某种责任。对此，蔡澜生前助理杨翱于6月30日发文回应称，“陈宝莲拍片时已成年，且蔡澜未出现在该片制作名单中。”尽管出品该电影的“大路电影制作公司”是蔡澜所创办的公司。
然而相关的疑云依然没有完全散去。有网友找到证据指出蔡澜确为该电影出品人，而香港编剧刘乃济曾在2008年撰文回忆：蔡澜的确曾介绍陈宝莲做写真女郎和出演三级片。拍完《灯草和尚》后没有续约，是因为“看出她不想做明星”。在这篇文章中，刘乃济还提及，对于陈宝莲后来的自杀，蔡澜曾对其私下表示，“我真的不明白，陈妈妈当初为什么逼女儿去拍那些片”。
在电视圈，蔡澜最广为人知的节目是1989年播出的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开创了香港地区70％的收视神话。他与倪匡、黄霑一起喝酒、抽烟、闲聊人生、美食与性。三人频繁讲荤段子、抛风月话题，蔡澜也在此后被贴上了“风流才子”标签。
据多家媒体报道，节目的起点源自当年倪匡常拉着蔡澜和黄霑，去北角的妈妈桑夜总会喝酒。 一日蔡澜买单后总结，酒不是最好的，女人不是最美的，一晚还要消费一两万。于是三人决定搞一个深夜谈话节目，主打请女明星嘉宾一起喝酒聊天。
蔡澜生前频繁谈及自己对女人的态度，这也是他争议最集中的部分。人们对于这些言论的评判也呈现了两极化的趋势，一边是“真性情”“才子本色”的肯定，但也有声音认为，其中有着明显的物化女性色彩。2019年播出的《十三邀》中，蔡澜自称“从14岁开始谈恋爱，交往过61个女朋友，至少一年换一个”，面对许知远的提问“有没有因为搭讪被女生打过耳光？”，他回答道：“我的女朋友都很斯文。不怀恨你心的，才可以做女朋友。我选到的那些女朋友是不会的。忽然间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他妈的完蛋了。”
他将追求女性比作练习并常给出经验之谈：“交女朋友要练习，不是说马上就交到的，怎么练习呢？丑的照杀，杀久了以后你就成了专家，那漂亮的跟着来了。” “《梁祝》的悲剧出在梁山伯太蠢，如果先把祝英台弄大了肚子，她的父母只好双手相送。”
这些言论曾经以风趣之名被广泛转发，甚至被奉为“蔡澜语录”，然而在今天，它们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油腻与令人不适的性别表达。
对于当下出现的这些争论，曾与蔡澜有过许多交集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告诉界面文化，“蔡先生是一个豁达的人，如果他在世，是不会理睬现在这些‘风言风语’的。”
具体到“有名无实”等争论，他反问道，“‘实’是谁给的？‘四大才子’这个称号，蔡澜从没有自己说过，都是外界的标签，如果有人觉得他不够格，他自己也从来没承认过。说他没有作品，他可是香港数一数二的专栏作家，说他写得很差，那是见仁见智，有许多读者喜欢他的作品。说到底，那是个人对文学、对趣味的不同理解，不同偏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再正常不过了。”
而面对外界对蔡澜“厌女”的批评，陈子善也并不认同，他回忆曾多次与蔡澜、倪匡等人一起聚餐，有女性朋友或粉丝在场时，蔡澜的态度一直很尊重得体，陈子善强调，自己只能为亲身经历作证，不会去评价不清楚的事。“我没办法替别人说话。但如果真的有人觉得被冒犯，她可以说出来，那应该是法律问题。”
在陈子善看来，大部分名人逝世后都会引起争议，＂但我们对已去世的文坛前辈起码要有基本的尊重，要看到他这一生做过些什么，留下了什么。应该想一想，今天的我们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风味、风月与风流：男性文人系统的失效
在蔡澜身后引发的讨论里，人们质疑的与其说是他本人，更多批评的是他所代表的文化机制——一种以男性经验为核心的“生活美学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懂吃、懂玩、懂女人的人被视为风雅才子，而被评判的女性却往往没有对等的话语权力。
针对蔡澜的评价里， “风流”是最常提及的一条，既可以指涉文字风趣、见识广泛，也包含情史丰富。实际上在传统文人系统里，“风流”本就是一种游走于才能与情欲之间的评价，过去蔡澜的“风流”被视为其阅历与才气的体现，比如金庸曾赞他“酒色财气什么都懂，电影美食一流通达，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倪匡则说他“风流不下魏晋”，这些在部分文人口中的理解，既涵盖了有才气，也包括有阅历与社交的资本。
然而这样的“风流”作为一种美学，部分建立在对权力的隐性美化之上。所谓“懂女人”，实质上意味着可以定义女人、评判女人，而“风流的男人”往往是以女性的沉默为前提。
作为美食评论家和专栏写作者，在蔡澜笔下，食物往往与女人、旅行、肉体、幽默混杂在一起，比如在《蔡澜谈美食》一书里，他将进食女性分为可爱与可厌两类：“美女例外，她们要怎么吃，发什么声，都觉可爱。丑人多作怪的八婆就不能原谅，真想一脚把她们踢出餐厅大门去。”女性既是味觉延伸，也是审美对象。她们的形象、气质，皆需通过“懂女人”的男性来加以判断和分类。
需要说明的是，“风流”本身并非问题，它可以指对生命的纯粹态度，对生活的热爱和感知力。但当这类表达无法被女性共享，只在男性之间构成互文时，很容易转化成另一种暴力。
我们很少能听到“风流女人”获得同样的尊重，实际上大多数时候，这一描述总是伴随着贬低、羞辱，甚至猎巫。当年 “艳照门”事件后，涉事的多位女星形象受损，几乎全面停工，被公众指责为“荡妇”“不自重”。再看出版与文化界，诗人余秀华曾因一首写给歌手李健的表白诗，被大量网友嘲讽“不要脸”，她并没有被称赞为风流。
蔡澜去世后，这种不对等得到了更清晰的映照。媒体人六神磊磊也将蔡澜与诗人余秀华并置，并认为蔡澜的特别之处在于“是最后一个可以稍微超越政治正确的人，还有半个是余秀华，剩下没有了。”这一说法立刻遭到不少网友的反驳。
微博网友@燃烧的雾港水手称： “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长期纵容着男性欲望，为男性欲望提供着各种资源与便利，男人通过好色获得的声名就是一种建立在女性压迫之上的红利。社会文化环境一直贬低压抑女性欲望，女人的“好色”反而是对规训禁忌的僭越与打破。这也是余秀华诗歌里蕴含的巨大情感张力所在。”
这一风流才子形象，深嵌在1980年代之后的香港地区文化圈，一个由导演、明星、出版人、与电视人等共同构成的网络，彼此之间形成了较为封闭的趣味认证系统。传播着许多他与曾经香港文化名人的交集，“成龙追着喊他‘半个师父’，说老爷子手把手教吃教喝；周星驰爆料拍《食神》时，被蔡澜叼着雪茄拽去街头找灵感。”
他在电影公司邵氏、嘉禾任职，又在亚视主持深夜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长期在报纸与杂志开设专栏——他的表达与形象塑造，始终是由这些主流媒介共同完成，成为许多中文读者理解“文化人”的方式。
如今，随着媒体权力发生变动，中心化的评论结构受到了冲击。蔡澜去世后，人们也随之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如何重新检视曾经的才子之名？风流与厌女的界限在哪里？到底是政治正确容不下真性情，还是曾经的时代难以出现女性的声音？
蔡澜曾在专栏中曾写道：“男人有100个理由觉得狗比女人好，比如你让狗摆狗姿势，它不会大惊小怪。”当年被视为“有才”“幽默”的句子，今天的读者看来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这究竟是时代不再宽容，“政治正确”矫枉过正，还是当话语权有所松动，昔日风流得以重新反思，人们终于开口说出了令人不舒服的地方。
